公文之美的建构及其教学反思

三国政治家、文学家曹丕在《典论•论文》中写道，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指出公文乃治世之具，更是流传万代、永不磨灭的事业。提及公文，一般都会聚焦其“上传下达、左右联络”的实际功用，少有人注意其审美价值，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。公文是否具有审美性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关系到公文的写作。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《文艺心理学》中写道：“实用性与艺术性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。实用性的文章也要求能产生美感，正如一座房子不但要能住人而且要样式美观一样。”也就是说，“好”的公文是讲求美的，不仅要有合乎“美”的外在形式，更要体现“美”的时代精神。但是，由于一贯的认知局限，在公文教学过程中，未能将“美”的元素融合进来，难以让学生在学习中产生美的共识、共鸣和共情，从而影响课程育人成效。

一、发现公文之“美”

想要发现公文之“美”，首先要打破人们固有的“公文因其实用性和工具性从而与‘美’无缘”的刻板印象。从公文的实用性出发，体现作者“社会美”的审美理想。公元227年，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兵北伐，行前写《出师表》，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”让人动容；街亭失利，写出《后出师表》，以“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闻名于世。公文的真实性凝聚作者的审美创造。1931年，中国革命处于低潮，许多人悲观失望，毛泽东发表《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》，他预言中国革命，“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，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，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”，光明气象溢于纸上。公文形式的规整性体现作者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审美认识。1935年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延安，人员数量从出发时的30万锐减至3万，损失高达十之八九。期间，毛泽东发表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，文中写道，“讲到长征，请问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说，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，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”，弘扬了满满的正能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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